最近在微信群裏看見好多人討論小女生的父親殺女兒同學的事，其實我不想參與這種事的討論，因為沒有太多的意義，因為國人討論這種事總會站在對錯的角度討論問題，而不是從如何避免問題發生的角度去討論問題，其實一件事的對錯，只要做的人承擔了相關的法律責任，就不需要被其他人道德審判，法律就是為做的事制定代價的標準，如果這個人寧願負上法律責任都要去做一件事，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以阻止的，所以討論他做的對錯已經沒有意義了，我們更應該討論的是如何避免這種事再次發生，要不然，就算這個女生的父親做的再錯，也不能避免有類似的事繼續發生。
香港或者美國加拿大的學校，都會有獨立的社工服務，幫助有需要解決問題的同學和家長調節問題，我不知道大陸的學校有沒有類似的機構，因為如果老師學生之間如果有問題需要調節，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有第三方獨立機構作為一個中間人角色，而這種中間人角色，是沒有和雙方有直接利益關係，而又熟悉學校環境的，醬紫才能減少學生老師家長之間的矛盾，而老師做為事件的參與一方，其實有時候很難做出正確的判斷，因為自己的利益會涉及其中，而我們理解事件再深刻也改變不了問題，更加解決不了問題，所以我才說討論這個意義不大，因為能理解的都是旁觀者，當事人從來不可能理解。而問題如果存在，理解也解決不了問題。
這裏我說說西方社會是如何避免這種事發生的吧，希望可以帶出另一種思路，首先兒童的問題從來都是父母的問題，因為小孩心智不成熟，所以才需要監護人，所以就算是熊孩子或者多動症兒童，父母配合監管控制兒童的行為是必須的，做不到就已經涉嫌疏忽照顧兒童的罪行，那如果首先把這件事做好，之後的事就不會發生了，所以我才說討論到最後殺人的人做的對錯根本就沒有意義，甚至討論這個環節都沒有意義，兒童監護的責任和如何落實才是需要討論的重點。在西方社會，如果老師發現學生家長疏忽照顧兒童，其實應該第一個出來舉報，在美國加拿大，老師是有這個法律責任的，如果發現問題而隱瞞，這個老師需要負上法律責任，所以在西方社會，老師發現學生的家長疏忽照顧兒童，都有責任報警處理，社工和保護兒童組織的人會介入幫助他們。而老師作為保護兒童的參與者，就必須負上這種責任，這些小事都是可以避免問題走向不可挽回的地步的
作為監護人的家長，如果做不到監護人的職責，就需要把監護權交出來，這才是法制社會能保護兒童的地方，發現小問題不去糾正，就是大問題的根源。所以西方社會對於這些小問題都有很清晰的法律責任，不是說老師什麼都不做就沒責任的。當然西方社會的老師地位高，相對的責任也大。
另外學校設立獨立的社工服務也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其實解決問題有很多方法，就是看他們做不做而已，這些成本相比人命成本來說，那就是九牛一毛來，但是需要法律配合，還有老師的素質，所以說容易也行說難也行。
人，走向瘋狂，哪個不是被逼的走投無路呢！其實如果不是發生這種事，我說西方社會的老師如果發現學生家長疏忽照顧兒童，需要報警處理，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小題大做了，但是就是這種小題大做，可能就避免了這種嚴重的慘案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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